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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預測 | 火電:脫碳需要再加速

        點擊數:1332 發布時間:2021-02-19 11:49:10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電力部門是我國碳排放的主要來源,煤電行業是排放“大戶”。在過去幾年中,通過降低煤耗等手段,我國煤電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增長有所放緩。

               中電聯《中國電力行業年度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全國單位火電發電量二氧化碳排放約838克/千瓦時,持續保持下降趨勢。此外,從2006年到2019年,供電煤耗降低對電力行業二氧化碳減排的貢獻率達到37%。

               但以目前的減排方向和力度,煤電行業如期完成“碳達峰、碳中和”兩大任務尚存壓力。因此在2021年,煤電行業需要在保證安全穩定電力供應的基礎上,全力加快脫碳進度。

               清潔高效不等于脫碳

               不久前,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能源電力行業轉型取得的主要成就。對于煤電,《白皮書》中提到了兩個關鍵詞:清潔、高效。

               清潔,即落實2013年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中的要求,減少煤電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氣質量。“十三五”期間,我國加大對煤電行業的超低排放改造,脫硫、脫硝、除塵等煙氣治理項目在各地建設實施,燃煤電廠常規污染物得到了有效控制。

               目前,我國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超低排放清潔煤電供應系統。根據生態環境部的最新數據,截至2020年10月,全國實現超低排放的燃煤機組達到8.9億千瓦,占煤電總裝機容量的86%?;痣姵团欧偶夹g,為大氣環境改善做出了積極貢獻。

                高效,則指用更少的煤發更多的電,提高發電的效率。近幾年來,我國積極發展燃煤清潔高效發電技術。這類技術一方面降低了單位千瓦時的煤耗,另一方面嚴格限制了不環保、熱值偏低的煤炭利用。2019年,全國百萬千瓦超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有111臺在運行,超過其他國家的總和,平均供電標準煤耗約280克/千瓦時。

                不難看出,清潔高效的煤電轉型思路是與生態文明建設、環境治理的主線相適應,轉型效果也相當明顯。同時,煤電清潔高效的發展路徑讓二氧化碳的排放相應降低。在某種程度上,清潔高效對碳達峰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清潔高效的煤電轉型路線,并不適用于“碳達峰、碳中和”兩大目標的達成,因為解決污染問題不完全等于解決碳排放問題。這里所說的清潔,主要是為了扭轉能源領域一直以來粗放發展所采取的措施,它對降低碳排放有所助力,卻并非瞄準“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而設。所以,它和《巴黎協定》“清潔發展機制”中的“清潔”存在明顯區別。

               當前,全球各國都在努力實現《巴黎協定》的清潔目標。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要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因此從2021年開始,煤電在繼續堅持“清潔高效”的同時,還應把“脫碳”作為同等重要的目標。

               先要解決隱性過剩

               當前有觀點認為,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首先要停止新建煤電項目。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的統計,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國煤電的儲備項目仍有近1.5億千瓦。對于這些已經核準的項目,有業內人士認為應采用碳預算來推算,以確認是否要開工。

               嚴控新建項目,是為了避免出現煤電產能過剩,進而減少碳排放。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國家能源局也提出,2021年應“積極穩妥解決過剩產能”。要落實其中的“積極穩妥”,不應只把目光放在新增煤電項目數量是增是減上,而應從實際效果和市場需求出發,化解不必要的過剩產能。

               實際上,從2012年起,我國一直著力化解煤電產能過剩問題?!缎聲r代的中國能源發展》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已累計淘汰煤電落后產能超過1億千瓦。

               但從市場需求看,煤電行業仍存在部分隱性過剩。所謂的隱性過剩,其實就是一種不明顯的過剩。比如,有些地區煤電裝機過剩,并非因為消納難,而是因為煤電已經超出當地生態承受能力,導致難以解決用水以及煤矸石等廢棄物的利用處理等問題。

               我國煤電布局一直遵循兩大原則:一是選擇煤炭資源比較豐富、且水資源有保障的地區,以變輸煤為輸電;二是選擇交通便利、靠近消費中心的地區,如路口、港口等,以便煤炭輸送和電力輸送。經過多年發展,煤電實際上大局已定、布局已穩,過剩是局部問題,但也有存在。且這種過剩,會因政策調整而出現變化。因此,需要及時根據市場、生態環保政策以及地區發展水平提升等變化,對煤電裝機結構進行“微調”。

               從供應端看,要主動配合當地生態環保政策落實,調整裝機規模,以減少隱性過剩。未來幾年,隨著長江經濟帶綠色生態廊道、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生態工程和戰略的推進,原有的“以電定產”將轉變為“以水定產”“以生態定產”。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水資源、沿岸大氣及主要城市群造成生態壓力的煤電項目,需要及時消減和調整。

        從消費端看,一些經濟發展較慢的內陸地區,可能過去因距離煤炭產地較近而布局了很多煤電?,F在需要通過計算,衡量這些煤電的性價比,如果不能夠在電力市場上競爭運行,則無需繼續虧錢改造產能,而應該果斷化解。但無論怎么調整,都要以穩妥為主線,切忌疾風驟雨式的壓減。即便我們走上脫碳之路,供應穩定也是首要前提。

               行業要打破慣性思維

               不久前,中國社科院曾對“國際碳中和”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截至2020年12月,金融市場上已有30多家全球性銀行和保險機構宣布將停止為煤電項目提供融資和保險服務。金融剎車其實是個明顯又危險的信號,它讓我們看到,煤電的發展面臨著嚴峻復雜的發展環境。

               首先是經濟。在進入新常態以后,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就是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對能源領域來說,就是要提高能源資源總體利用效率,以煤電擴張為主的粗放式發展必將不再出現。

               其次是環保。2020年年底,藍天保衛戰第一階段順利收官,為了鞏固既有成果,我國仍需通過大力改善能源結構、強化空氣污染源治理,鞏固來之不易的治理成果,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對煤電來說,這已經是一種持續的“緊箍咒”。

               再次是城鎮化。當前,我國城市發展進度不同,但城鎮化已經進入中后期。新型城鎮化則是以綠色可持續發展為主線,許多超大、特大、大型和中等規模的城市將不得不提前實現碳排放達峰,并盡早轉入深度減排,許多特色小鎮也會如此。

               這些都意味著煤電新增和擴張的窗口,在“十四五”期間會被徹底關上。老路已經不好走,“碳達峰、碳中和”又設置了明確的時間節點,煤電行業需要加快轉型,把眼界放寬,尋找到匹配能源轉型趨勢的機會。未來,在以電力為中心的現代能源體系中,煤電生產者應把自身打造成為綠色、多元的電力供應者。實現多元化,除了積極適應綠色市場、主動匹配脫碳需求,還需要擺脫慣性思維的支配。

               以“煤電靈活性改造”為例。近年,借助本身的技術進步以及信息技術、大數據等手段,不少地方的煤電實施了靈活性改造。由于在電力系統運行中發揮了明顯作用,有人就認為,靈活性改造將是煤電發展的必然路徑。這就是一種慣性思維,事實上,實現靈活性調節的手段還有很多,比如儲能、水電等。即便是本身不夠靈活的風電、光伏,與儲能、水電“打包”形成新業態之后,也能彌補自身靈活性的不足。

               所以,靈活性已非煤電獨有,也不是行業必走的路徑。未來是否要改造,取決于當地能源結構、電力供應結構,以及哪些技術更具競爭力、改造成本能否傳導等多重因素,切忌一概而論。

               (作者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高級顧問  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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